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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法与唐太宗李世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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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yesheng 发表在 家在湖北 华声论坛 http://bbs.voc.com.c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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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李世民（599－649），为唐朝开国皇帝，史称“唐太宗”。在旧史家笔下，他不仅善于“武功文治”，而且善于“讷谏”和“任人唯贤”等，故有所谓“英主”、“贤君”之誉。尢其所谓“贞观之治”，更为旧史家所传颂。“英主”或“贤君”等之美誉，其实如何？不易考实。
　　　在古代中国，帝王的个人爱好即是国家意志，国家意志与个人爱好分不开。而所谓个人爱好，通常又与维持和巩固其统治关系极其密切。以所谓“个人爱好”为幌子，运用行政权力，将书法拔高为国家级的文化科目和科举工具，李世民是始作俑者，而虞世南则是大帮凶。
　　　据《唐朝叙书录》一文记称，贞观“十四年（640年）四月二十日，太宗自为真草书屏风，以示群臣。……并尝谓群臣曰：‘书学小道，……未有学而不得者也，病在心力懈怠，不能精专耳。’”又贞观“十八年（644年）二月十七日，召三品以上，赐宴于玄武门。太宗操笔作飞白书，众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竞取。”“书学”一词，发端于隋朝，原泛指经、史、子和文字等文科科目，其具体内容各朝有所不同。但李世民口中的“书学”一词，却泛指“书法”，与所谓“书”、“法书”或“书道”相同，均是“散卓”活动和“散卓”作品的概称。这里，既将手迹亲示于群臣，又将“书学”称之为“小道”，又谆谆善诱地训示臣下对“书学”要心力“精专”，才能“未有学而不得者”，可见李世民对书法的亲自“推销”，格外地卖劲。在中国，帝王手迹本来就“价值连城”，何况是所谓帝王“法书”呢！这里，李世民俨然已是一位“帝王书法家”，无怪乎后世将其称之为“帝王书家第一人”了。这个称谓，其实也不无反映了以前的帝王都与“书法”毫无关系。一个身具“九五之尊”的帝王，竟然当着众臣面前，时而自我展示“草书”，时而又即席炮制所谓“飞白书”，一再示范，以身作则，既言传又身教，不遗余力，这就充分说明了李世民之对于书法，几乎到了“忽然”狂热的地步，决不是所谓“爱好”那么简单了。
　　　以上两则记载，不仅充分地说明唐朝初期，尢其贞观年间，朝廷上大多数官员对于所谓“书法”或“书学”的认识，几乎完全处于“陌生”的阶段，而且说明了作为一个开国帝王，李世民如此狂热地鼓吹和宣扬书法，当隐藏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玄机。而将身教言传地宣扬“草书”和“飞白书”的地点，选在“金銮殿”上和“玄武门”上，则不无蕴藏着另一种意味。即是说，金銮殿是王权象征，玄武门则是杀兄弟、逼父位夺父权之地，故意味深长。
　　“书学”一词原来泛指经、史、子、集等“文科”之学。李世民首将“书法”称之为“书学”，意味着将“书法”升级为“国学”科目之一，这就为稍后之“弘文馆”更名为“书学馆”，科举科目增加所谓“明书”科，同时“易笔”作业等，提供了思想依据。
　　此外，据称李世民不仅下诏重金求购王羲之手迹，而且亲自为其撰写传记，遭致十八家旧《晋书》一并俱废。王羲之手迹是书法的乱字经典之一。李世民如此赏识，可见已深知此中玄机。
　　　史料显示，李世民在即帝位之前，与书法毫无联系，更谈不上所谓“爱好”。据《旧唐书.高祖诸子》记载，唐高祖李渊生子计二十二人，仅其中二人与“书法”有些瓜葛，即第七子汉王李元昌“少好学，善隶书”，与第十九子鲁王李灵夔“好学，工草隶”。而其余二十子，包含秦王李世民在内，均不存在与“书法”相关的任何记载。据此可知，李世民与“散卓”活动也即“书法”活动扯上关系，当在即帝位之后，尢其有了所谓“书法老师”虞世南并与之“略商”、“论书”了一个阶段之后，时间约在“贞观”前期。
　　李世民与虞世南彼此之间，关系十分特殊。既是“君臣”关系，又是“师生”关系。据《唐朝叙书录》记称，贞观“十年（636年），太宗尝谓侍中魏征曰：‘虞世南死后，无人可与论书……’.”又《旧唐书.虞世南传》记称：“太宗尝谓侍臣曰：‘朕因暇日，与虞世南略商古今，有一言之失，未尝不怅恨…….，群臣皆若世南，天下何忧不理。’”说明了虞世南不仅是“书法老师”，而且是重要谏臣之一。继之又“手敕魏王泰曰：‘虞世南于我，犹一体也。’”故虞世南一死，李世民竟“哭之甚恸”。由此可见，李世民与虞世南的关系，非同一般可比。虞世南既然如此重要，就值得一叙了。
　　虞世南（558－636年），唐朝初职为秘书监。隋朝末曾任窦建德政权的“伪黄门侍郎”，后投靠李世民任“秦府参军”。其谋略远不如房玄龄、杜如晦等谋士，贞观之初为何能博得李世民如此敬重呢？这可能与其成为李世民的“书法老师”和重要谏臣，不无关系。
　　虞世南的书法活动无可详考。相传隋朝间曾与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的书法活动，有过一些联系，既得二王之法，又深知书法之发生。其所著《书旨述》一文，不仅可窥见书法的历史渊源、现实功用等，而且折射了李唐王朝的基本的文字政策走向，简直是一篇鼓吹和宣扬以书法统制汉字，也即以书法立字的“唐字宣言”。兹录全文于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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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唐•虞世南《书旨述》
　　客有通玄先生好求古迹，为余知书启之发源，审以臧否，曰予不敏，何足以知之？今率以闻见，随纪年代，考究兴亡，其可为元龟者举而叙之。
　　古者画卦立象，造字设教，爰阗（“门”作“宀”，“置”之异体字）形象，肇乎苍史仰观俯察鸟迹，垂文至于唐虞焕乎文章，畅于夏殷，备乎秦汉。洎思宣王史史籀循科斗之书，采苍颉古文，综其遗美，别署新意，号曰“籀文”，或谓“大篆”。秦丞相李斯改省籀文，适时简要，号曰“小篆”，善而行之。其苍颉象形，传诸典策，世绝其迹，无得其称。其籀文、小篆，自周、秦以来，犹或参用，未之废黜，或刻于符玺，或铭于鼎钟，或书之旌钺，往往人间时有见者。夫言：“篆者，传也；书者，如也，述事契誓者也。字者，孳也，孳乳寝(“丬”作“氵”)多者也。而根之所由，其来远矣。”先生曰：“古文、籀篆，曲尽而知之，愧无隐焉，隶、草攸止，今则未闻，愿以发明，用去昏惑。”曰：“至若程邈隶体，因之罪隶以明，其书朴略，微而历祀，增损亟以湮渝，而淳善之流，亦称传习，首变其法，巧拙相沿，未之超绝。史游制于急就，创立草藁，而不之能。崔、杜析理，虽则丰妍，润色之中失于简约。伯英重以省饰繁之，铦利加之，奋逸时言草圣，首出常伦，钟太傅师资，德升驰骛，曹蔡仿学而致一体，真楷独得精妍。而前辈数贤，递相矛盾。事则恭守无舍，仪则尚有瑕疵，失之断割。逮乎王廙、王洽、逸少、子敬，剖析前古，无所不工，八体六文，必揆其理，俯于众美，会滋简易，制成今体，乃穷奥旨。”先生曰：“于戏三才审位，日月烛明，固资异人一敷而化，不然者何以臻妙无相夺伦，父子联镳，轨范后昆。”先生曰：“书法玄微，其难品绘。今之优劣，神用无方，小学疑迷，惕然将寤。而旨述之义，其可闻乎？”曰：“无让繁词，敢以终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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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本文据之万有文库本《法书要录》，断句与标号为笔者所加。此外，“沿” 原文作“氵公”，“析” 原文作“木片”，均据今字一并纠正。其次，文末三行文字，文句似存讹误，暂存疑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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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粗略地说，虞文重点讲了几件事。其一，标榜和鼓吹文字是统治者为“设教”即“教化”而造出来。其二，编造苍颉所造的文字是设置“象形”的神话。其三，为秦篆的反文字倾向作辩护，提出对秦篆“传也”的明确概念，作为书法的所谓“奥旨”。其四，斥责由秦末“罪隶”（用古硬笔）创制出来的“隶体”也即“卓”字，过于“朴略”简约而便民“历祀”和“传习”，有违于官意。其五，阐述了自东汉以来历经了少数几个士大夫的探索尝试，惨淡经营，终于“制成今体，乃穷奥旨”。所谓“今体”，即“书法体”，也就是用软笔以“提按”方法炮制而成的“八分”（后又称“隶书”）、“真楷”和“行书”、“草书”之类。其六，将“书法字”混同于常态字，让人误以为古人造字，一开始就用了软笔，从而一举抹杀了古硬笔几千年来的历史贡献，为颠覆硬笔文化铺路。
　　《书旨述》基本上重复了《四体书势》的基调，不堪一驳。
　　人所尽知，文字创制之时，“帝王”尚未出现。“苍颉”其人是否是“黄帝之史”，本属疑问；古时造字者不止一人，已为当今考古成果所证明。苍颉即使果真造字了，也仅是其中之一人，其文字为了“世以纪事”（《论衡》），并非纯粹为了所谓帝王之“设教”。说苍颉造字“仰观俯察鸟迹”，说苍颉之字“象形”，则纯属胡编乱造。考古资料显示，古今文字之形，与“鸟迹”并无多少联系，春秋战国之时出现的“鸟篆”，也仅是古硬笔写字中的美术写式之一，现实生活里有其相应的常态文字。而所谓“象形”，“六书”中仅占其一，远不足以一代五，以点代面，以偏概全。至于所谓“大篆”，世上本无其字，只不过是后世御用文人为替秦篆作辩护而凭空生造出来的虚托之词。说李斯“省改”籀文为“小篆”，也是一种为其作“解脱”之托词。事实上，“小篆”比籀文要难写得多。小篆的出台，不仅毫不掩饰地、赤裸裸地充当了反文字的宣言和活样板，而且反映了秦王朝反文明、反理性、反实用的反动的思想文化的政策立场。陈胜的“张楚”政权用“隶人”创制的“便于末俗”的“卓”字，一举取代了秦篆，使其永世不复。正因为如此，“便于末俗”的硬笔“卓”字，自东汉、三国魏、晋以来，一直遭到专制统治者的歧视，或时而诬其“失真”，不合所谓“苍颉之法”；或时而鼓吹恢复使用秦篆。更有甚者，则叫嚷要“散卓”，要“解散隶体”和“损隶之规矩”等，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。于是，一个以“解散”卓（隶）字为目的的文化阴谋，经历了长期尝试和准备之后，终于在唐初得逞。而“篆者，传也”，不仅充分地暴露了“书法”的发生缘由，而且说明“书法”的功用，在于与秦篆的一致性，也即“乱字”、“反字”。关于以上问题，后面另有专题作初步驳正，这里不再详叙。
　　　将书法与帝王的家天下也即旧中国专制政权的所谓“兴亡”联系在一起,首次见于《书旨述》；明确地提出“篆者，传也”，首次见于《书旨述》；明确地提出所谓“苍颉象形”之说，首次见于《书旨述》；用书法字取代硬笔字也即所谓“制成今体，乃穷奥旨”，也是首次见于《书旨述》，还有其他等等。所谓“奥旨”，“书旨”，其实即是“散卓”之旨，也就是最终以“书法字”取代硬笔卓字之旨；也就是乱字阻用之旨；也就是愚化民智之旨；也就是维护和延续专制统治之旨。这无疑是对《四体书势》所谓“机微要妙”的重要阐发。如果说，卫恒《四体书势》是一篇“书法宣言”，而《卫夫人笔阵图》和《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》是书法理论纲领，那么，虞世南《书旨述》即无疑是一篇试图以书法立字的“唐字宣言”。所谓“唐字”，即指将书法字“升级”为国级字形时在唐朝，故称“唐字”。
　　虞世南是李世民的谋臣和书法老师。书法的由来与功用，李世民应当比谁都心知肚明。由此可见，李世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向群臣鼓吹和宣扬书法，尢其是意有所重地示范所谓“草书”与“飞白书”，更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。这当与虞世南的直接“发蒙”和“教唆”不无关系。而虞世南之所以受到李世民的特别敬重，深知书法的“奥旨”，应是其原因之一。
　　李世民是一个道地的功利主义者，为了一己之私，可以不择手段。为了争夺帝位，他发动政变，将胞兄太子李建成、胞弟齐王李元吉诱杀于玄武门，同时逼父让位。为了制造舆论，稳固权位，欺骗后人，他敕贞观史臣在编写《高祖实录》与《太宗实录》时，篡改史实，不仅贬低高祖的作用，而且抹杀太子的贡献。甚至隐瞒了胡人的血统关系。为了博取所谓“贤君”之名，他竟拿死囚作秀，为宋朝欧阳修等后人所抨击和诟病。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，为王羲之等亲写传记，他竟敕令史官别修《晋书》，从而废弃十八家旧《晋书》。为了满足其个人淫乐，他坐拥众多妻妾、宫女不算，还“霸占”其弟媳（齐王元吉之妃）杨妃为妃，又强选其已故大臣武士镬之十四岁女儿作“武才人”（后来之武则天）。为了所谓“长生不老”，他竟一味痴迷于国内外方士的丹药，结果成为被所谓“长生不老药”直接毒害致死的第一位中国皇帝。此外，还有诸如为了发泄个人情绪，竟然亲自砸烂魏征的墓碑等“烂事”发生。一方面，是“英主”、“贤君”之美誉载史以流芳百世；另一方面，则是品性卑劣，作恶作邪，反复无常，手段残忍、荒淫无耻，虚伪、独断和无所不用其极。由此看来，李世民之所以“爱好”书法，决不是为书法而书法，而是为了李唐王朝的家天下延续千秋万代而“奉行”书法。
　　在古代中国，帝王的个人爱好即是国家意志，国家意志与个人爱好分不开。而所谓个人爱好，通常又与维持和巩固其统治关系极其密切。作为一代开国皇帝，李世民如此狂热地鼓吹和倡导书法，不仅为“书法绑科举”也即“书法绑仕途”提供了行政决策依据，奠定了理论基础，而且一箭多鸟：既兴“散卓”之笔，废弃古硬笔写字，改变了书写工具，同时又改变了延续几千年之久的“平行”书写方法，改变了汉字的写线型笔划，改变了汉字的形貌。换言之，以所谓“个人爱好”为幌子，运用行政权力，将书法拔高为国家级的文化科目和科举工具，这就从一个国家的政策层面上，一举推行了用软笔取代硬笔，用“提按法”取代“平行法”，用“书法字”也即“唐字”取代汉字等重大文化变革。而所有这一切重大演变，李世民是始作俑者，虞世南则是帮凶。由此可以说，以书法立字，由书法去统制汉字、包办汉字，起于唐朝；用书法包办古今文字史和汉文字学等，起于唐朝；将书法拔高为所谓书学、国学等，也是起于唐朝。
　　书法是对秦篆的一种变相传承。李唐王朝认同“书法”和“书法字”，无异于等于认同第二次造“篆”。在这个意义上讲，书法承于秦篆，异于秦篆，但超越于秦篆，比秦篆更富于迷惑性和欺骗性。也即是说，秦篆是赤裸裸地举起“乱字”的旗帜，而书法字虽发源于“乱字”，但富于欺骗性和迷惑性，因之比之秦篆更具有危险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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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8-7-2 08:4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