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法是中国科学技术的克星

科学技术是人类智力、理性与实用性三者的结晶。其间既体现着相关的实用性、理性，又体现着相应的智力。科技与硬笔和硬笔文化分不开。科技是硬笔文化中最为优秀和最为先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然而，书法封杀了硬笔与硬笔文化，改变了线性文字，不仅严重地阻碍了国民的知识增长，而且破坏了科学技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，劣迹累累。

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。它不仅能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关系的转变，丰富了社会物质，而且促进了意识形态的新陈代谢，拓展了精神境界，增长了人的智慧，甚至促成了新的社会变革。整个春秋战国500余年的社会实践，充分地说明了这一问题，《墨经》与《考工记》，正是对这一时期的科技发展的记录和总结。秦汉统治阶级深知科学技术的种种进步作用，对己不利，对民有益，于是将其封杀于摇篮之中。秦朝提倡“农战”、“重农抑商”、抑制手工业等，西汉“扬孔抑墨”，将墨家打入十八层地狱等，均是对科学技术使出的杀手锏。自此，历代统治阶级因袭秦汉之制，奉为金科玉律，或将科学技术诬为所谓“奇技淫巧”，或用所谓“小农经济”、“自足自给”的政治主张等当作理据进行搪塞。所有这一切，形成了极不利于中国科技生存的社会气候。而唐朝对所有与科学技术相关的种种因素进行封杀，则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然而，一味地说王官不重视科技却似乎有失公允。宋朝至清朝近千年，王官似乎吸取了前人的教训，试图着力发展科技，虽说有着垄断科技使之成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不纯动机，但终究不行。原因或是方法不对，或怕这怕那等。换言之，宁可无科技，宁可生产和社会不进步，也不愿让科技威胁到他们对家天下的统治。

中国不能诞生近代科学技术，虽说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但书法及其相关效应的存在，却连科学技术滋长的土壤，都给破坏了，应是其中的关键之一。封杀硬笔与硬笔文化，不仅剥夺了中国人的科技工具，使之丧失了硬笔应用及其硬笔文化的训练，而且改变线性文字，对人们的心灵造成了严重扭曲。没有土壤，比气候恶劣更可怕；没有工具，比遭到歧视更糟糕。

首先，硬笔是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工具，制图文化则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文化。人们已知，制图文化多是圆规矩尺与硬笔联合操作而形成的平面产物。简单地说，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现实的认知因素，提供了事物的本质揭示，而且提供了心理素质训练。试以方圆概念为例，即可粗略地说明相关问题。如《墨经•经上》记称：“圜，一中同长也。”又记称：“方，柱隅四灌（“氵”作“讠”）也”。不仅揭示了“知其然”（圆形、方形），而且揭示了“知其所以然”（半径相等、四边相等）。如果科技知识不普及，更多的人们只知圆形与方形的感性概念、表面概念，也即仅仅停留在“知其然”上面，却不知圆形、方形，前者是由中心和半径相等组成、后者则是由四边相等所形成――这样一种更深层次的理性概念、实质概念，也即是“不知其所以然”了。可见，方形与圆形，是硬笔与圆规矩尺联合绘制出来的图形，数据准确，图理充分，定义清楚。科技的概念是相对地精确的。科技不产生，相应的概念也将随之无从产生，这使得事物或理据的真伪失去了比较。科学技术同人类智力成正比，是智力、理性与实用性三者的结晶。没有科学技术氛围的历史环境，加之极其卑鄙的愚民教化，民众的思想概念是高度模糊的，有的甚至比原始人类更糟糕。历代专制统治阶级正是利用民众的思想概念的高度模糊，从中上下其手，浑水模鱼，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模式的。也即是说，当人们缺乏科学技术这一辅佐性昭示时，思想上即失去了最基本的借鉴座标，比较上即完全失去了尺寸，而一切的政治标准、道德标准、经济标准或人伦标准等，都只能听任于统治阶级说了算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或将“椭圆形”说成“正圆形”，或将“长方形”说成“正方形”，甚至将“圆”说成“方”，或将“方”说成“圆”等。如此种种颠倒黑白、混淆是非的历史事件，之所以二千年来竟然接踵而至，层出不穷，当与科学技术每每受到扼杀不无存在联系。

李唐王朝实施“书法绑科举”的愚民策略，无异于等于废弃硬笔及其应用。没有硬笔应用，便没有硬笔文化，尢其没有制图文化；没有制图文化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即是一句空话。据此看来，废弃硬笔应用，无异于等于釜底抽薪。废弃硬笔应用，无异于等于破坏了科技滋长的土壤，无异于等于扼住了科技发展的咽喉。诚然，虽说有着硬笔应用的民族或国家，未必都能发展相应的科学技术；但没有硬笔应用的民族或国家，要想发展科学技术，则恐怕永远办不到。也即是说，将硬笔换成散卓笔，笔具讹变导致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扭曲，导致了基础文化的毁灭，导致了社会文化模式的瓦解和裂变，导致了文字的扭曲，导致了科学技术的停滞，导致了手工业的衰退等。硬笔对于发展科技的重要性，于此可见。

其次是汉字的字形。硬笔汉字的笔划造型呈线性。书法反对硬笔文化的实质之一，即是反对线性文化。唐朝以来书法字变相地替代了硬笔汉字，汉字的笔划造型从此变成了非线性，。汉字之所以与近代中国不能产生科学技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，即是失去了线性。这听去颇骇人惊闻。理由很简单，文字是人人都在接触的文化工具。文字失去线性，这是最不利于训练人们的科技心理的关键因素。历史地看，由硬笔创制和书写的汉卓隶字，自西汉至唐初就已存在着三乱的问题，即字体结构混乱、词义混乱与读音混乱。到了李唐王朝，竟用书法立字，致使原来硬笔汉字的“三乱”，又增添了“书法汉字”的“三乱”， 即笔划造型设定上的“混乱”、“草书“之乱、“作式”之乱，合计“六乱”。汉字到了唐朝，终于被统治阶级添足了“六乱”，雪上加霜，似乎已到了无以复加的极限。从“书法汉字”上看，“六乱”之中，有“四乱”属于笔划和字体。如此所谓“正体”汉字、“高贵”汉字，竟在权势支撑下，肆虐了中国1200余年，致使天下百姓敬而远之。而书法汉字除了在一定程度上乱字阻用之外，还以其刀剑形、骨骼状等笔画形态，起到了扭曲人们心灵的恶性作用。

前面曾经谈过，字符图不同于绘画（指工笔画或一般线描）。其依据在于，字符图的构成以线段为基本要素，它不仅受到线段（笔段）长短的限制，而且受到线段起止的限制，这些在工笔画中是完全不存在。线段有起点，又有终点，起点与终点即是一对对应关系、因果关系、逻辑关系。而平与直，或左斜右斜，可以说也是一对对的对应关系。笔者并不认为汉字里充满了逻辑。汉字模式及其体系是毫无逻辑可言的。但笔划线段的起点与终点等，对应性非常明确，指向性也非常明确，这些可以说都具备明确之处。然而在书法那里，笔画上不仅不具备明确的起点与终点，而且不具备明确的笔划指向。在硬笔汉字那里，笔划（线段）即是笔划（线段），只有或平直或长短的区别，信息非常简单明了；而书法则不同。书法给笔画的内容不仅非常繁杂，而且几乎每一笔画都有不同的内容，信息极其荒谬而混乱。这些便是硬笔汉字与书法汉字的不同之处。人类的心灵好像一面镜子。将造型工整、起止明确、指向分明和信息简单的笔划，讹变而成造型繁杂、起止不明确、指向不清楚和信息混乱的笔画，其所给人的心灵的影象，无疑随之必是繁杂、不明确、不清楚与混乱等。近直者正，近曲者邪；近清者明，近乱者迷。长时期与书法打交道，人的心灵上多半非“迷乱”即“邪曲”，甚至两者兼而得之。习惯之后，心理上反而排斥一切线性的图象。科学技术原是建立在“正直”、“实在”和“清晰”等实用基础上的社会产物，容不下半点模糊和弄虚作假。而诉诸那些心灵上业已遭到扭曲者去发展科学技术，则无异于找错了对象。

据文献介绍，围绕着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在近代中国诞生的问题，上世纪许多中外专家学者曾经作出过探讨，有认为是社会政治制度造成的，有认为是汉字造成的，有认为是缺乏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的逻辑体系，也有认为原因是复杂的、综合性的等等。但不少外国学者居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将“矛头”指向了“汉字”及其“字形”，这就并非空穴来风了。譬如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其《美国与中国》一书中认为，“答案当然是复杂的”。又认为，“科学未能发展同中国没有订出一个更完善的逻辑系统有关”。而且“这个逻辑弱点的基本原因是汉文字形的性质。”（见杜石然等《中国科学技术史稿》〈下册〉第328页，科学出版社1982年）。这个所谓“汉文字形的性质”，固然与汉字相关，更与书法字直接相关。《中国科学技术史稿》一书作者又作注称，“认为落后的原因来自中国汉字的人并不少。如波德麦(F•Bodmer)认为，‘中国人不得不使用十七世纪的语文来吸收现代科学的概念，他们不可能获得成功’。甚至更有人，如斯图泰琬（E•H•Stutevant）提出：‘中国人只有放弃他们的表意文字，才能有希望在科学、技术和学术上与欧洲人竞争’。李约瑟也承认中国文字系统和科学技术发展有一定的关系”。（同书第328页）这些意见集中地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即汉字模式不可能同近代科技相接轨。该书作者继而认为，“有必要从社会整体，即从社会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思想等各方面进行综合的考虑”。（同书第330页）所有这些意见都是中肯的。

笔者以为，汉字模式不可能发展近代科技，也不可能发展现代科技，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。但是，将书法的“笔形之乱”、“草书之乱”和“作式之乱”等，强加给早就存在着另外“三乱”的汉字，使汉字的字形变得更加不合实用，变得更加非理性，则不仅阻碍了人们的知识提升，而且扭曲了人们的心灵。尢其变线性笔划为“刀剑形”等，更是直接阻碍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基本认识。

值得一并指出的是，开放改革30年来，国内各方面的发展有目共睹，尢其科学和技术，如神舟火箭等太空科技、国防科技等，其发展几乎超过以往二千年的总和。表面上看，这个过程“汉字”与“书法”不仅依然“存在”，没有“废弃”，而且“书法”还获得空前的泛滥。然而，问题在于，所有那些科学技术的发展几乎与“汉字”和“书法”毫无一点关系。也即是说，我国相关科技人员是在充分使用现代科技知识的背景下、在硬笔应用的前提下，发展所有那些高尖的科学技术的。即使如同当今用电脑发展科技，道理也是一致的。电脑是现代硬笔文化的出品，集硬笔文化于一体，电脑功能即是硬笔功能的技术化，电脑文化即是硬笔文化。因此，用电脑发展科技，其实即是用硬笔和硬笔文化发展科技。不同的是，目前电脑远未大众化，故对普遍民众的科学训练，显然是有限的。难道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，“书法”并不会“影响”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了？这是一个颇值得警惕的问题。此外，那种一方面试图一味只用外国科技知识发展本国科技，而另一方面则将“书法”当作基础文化继续统治民众的做法，是极其不可取的，因为如此做法并不是朝着缩小国民知识差距的良性方向，而是朝着勒紧加大国民知识差距的链条……

硬笔是科技的基本工具，其主导地位自唐朝以来为软笔所取代，相关应用的也趋于衰落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。显然，使用硬笔的国家未必能发展近代科学。如阿拉伯国家与欧洲有着相同的各种社会条件，近代科学诞生在欧洲，却没诞生在阿拉伯国家，即是例子。但是，没有硬笔的应用，没有硬笔文化的垫底，即使各种政治制度等条件具备，仍然诞生不了近代科学。原因即在于硬笔是实用工具，尢其是诞生科学和科学技术的基本工具。其次是“汉字字形”即“书法”对“汉字”的严重干扰问题，使文字失去“线性”。文字比绘画的影响要大得多。经常接触那些既无明确的起止点，又无明确指向的笔划的文字，人的心灵无疑已遭到严重扭曲，如此这般的迷茫心灵显然是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障碍。

一方面是剥夺了硬笔和硬笔文化对人们的基础训练，另一方面则是书法扭曲效应的侵蚀，这也许便是中国不能诞生科学技术的基本原因其中之一。笔者之所以指称书法是“科学技术的克星”，依据即在此。

（本文据自拙作《中国书法批判》一书第十章第一节）